如何看待头巾？
前言
全世界关于某种特定的头巾和服饰的争论，值得关注。
2011年，“面罩与罩袍禁令”在法国正式生效，禁止部分穆斯林女子在公共场所穿戴面罩。2017年中国新疆也颁布了去极端化条例，禁止：“自己或强迫他人穿戴蒙面罩袍、佩戴极端化标志”。
实际穿着是这样的
验证身份是这样的
2016年夏天，法国南部约有30个度假胜地试图实施包头泳衣禁令，但被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，认为该禁令“严重和非法攻击基本自由”。
人们对于蒙面头巾的看法大家比较统一，认为是对女性的压迫，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习俗。
本文讨论的问题，是穆斯林女性的头巾。
问题一：戴头巾是民族习俗还是宗教特征？
在许多人看来，穆斯林女性戴头巾似乎是一种民族服饰，理解为一种习俗。
这需要区分事实和观点。
如果把头巾定义为民族服饰，那穆斯林女性日常是否穿戴，应当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
新疆维吾尔族女性穿着民族服装翩翩起舞
显而易见的事，女性穆斯林只要生活在伊斯兰国家，肯定会戴头巾，而不管她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。这已足以证明头巾属于宗教服饰，而非民族服饰。
事实上，戴头巾是穆斯林女性遵照伊斯兰教义的规定，并且普遍实行于众多的伊斯兰国家。而在实施沙里亚法的沙特、伊朗，甚至要求非穆女性也要按照教义穿戴。
有一些女性穆斯林并不认同上述观点。她会以自身举例：：“不是所有的穆斯林女性都要戴头巾啊，你看我就没有戴。”问题在哪里？因为她身处于世俗世界（中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欧洲，……）中，这并不能推导出穆斯林女性不需要戴头巾，不信到伊斯兰国家去试试看。
问题二：戴头巾是否有强制性？
即使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服饰，应只要求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宗教场所穿戴，而不应强制普通女性在日常穿戴。但事实上，现在的中东各国，甚至在欧洲国家的一些伊斯兰教徒聚居区，女性日常生活中若不戴头巾就会遭受歧视，可能遭受人身攻击，甚至引发生命危险。
2016年2月约100名难民在比利时的一个难民营发生暴动,暴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叙利亚女孩拒绝戴上头巾,引发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不满,最终演化为来自不同地区的难民之间的暴力冲突。
更有甚者，2016年7月，巴基斯坦的知名网络女性Qandeel Baloch被她家人“荣誉谋杀”。Qandeel Baloch希望穆斯林女性能够有不带头巾的自由，并且和非伊斯兰国家爱美女性一样在网上放出自己的自拍照，但是遵守伊斯兰教法的人并不能容忍她的这种行为。
Qandeel Baloch因为不戴头巾被杀
自称女权的瑞典女性部长在伊朗乖乖地戴上了头巾
问题三、是个人自由还是群体压迫？
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逻辑能力。
有很多穆斯林女性说，她们戴头巾穿黑袍是是出于对教义的真心认可，是完全自愿的，这让她们感到安全、完整和集体认同。毋庸置疑，她们的想法是真诚的，发自肺腑的。
《伊斯兰的妇女》的作者法蒂玛·纳斯福将头巾视为维护女性端庄和受人尊重的权利：“如果一位女性有权公开半裸，为什么另一位女士无权在公共场合遮盖自己的身体？如果她选择端庄，为什么将它看成压迫呢？”
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
如果仅仅从人权的视角出发，是否戴头巾本身仅仅是一种着装上的选择，它应属于个人行为自治的范畴，他人无权干涉。
在伊斯兰国家或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聚集区，女性戴头巾是强制性的，若不戴头巾将遭受歧视乃至迫害，这是普遍事实。
穆斯林女性宣扬自己在世俗国家戴头巾的自由，其实是证明了在世俗社会女性有选择着装的自由，而在伊斯兰社会只有按教义着装的“自由”。以特定环境下的所谓自由，为普遍的压迫和不自由辩护，这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。只有在伊斯兰地区的女性戴头巾不再是一种强迫时，穆斯林女性普遍拥有不戴头巾的自由后，才能够说自己戴头巾是自愿行为。
特蕾莎嬷嬷戴的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头巾。日常生活中她可以选择戴，也可以选择不戴
中国历史上有个很典型的例子。满清当年为了从心理上征服并奴役汉族，制定了剃发蓄辫的强制政策，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，在经历多次血风腥雨的大屠杀之后，人们不再反抗了，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。而辫子，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。随着日子的流逝，久而久之，人们麻木了，习惯了，到了清末，辫子反而成了汉人当然之习俗。谁要来剪鞭子，就要和谁拼命。
从反抗到认可，辫子成为奴役的标志
自由，首先是选择的自由，但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。否则，那不是自由，那叫做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。被绑架的女性爱上了绑匪，能否能够推理出来绑架是合理的、绑匪是无辜的？
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是人类求生的天性——归顺则活，否则被杀。形成这样的心理机制需要二个条件：
1、全面隔离。信息隔绝，彻底被控制。
2、生存危机。无法逃生，随时可能被杀。
前面提到那位因不戴头巾而被“荣誉谋杀”的穆斯林女性的遭遇，就是对全体穆斯林的一种警告，不遵守教义就得死。
根据伊斯兰教义，女性穿长袍和戴头巾都是为了遮住羞体，免去诱惑，从而保护女性自己。这传递了一个信号，如果女性没有按照教义着装，那就意味着你在勾引男人。在德国和北欧的中东难民群体，强奸案高发已经是不争事实。对于属于卡菲尔的非穆女性，他们实施强奸没啥心理障碍。
瑞典女性被警告：要么戴头巾，要么被强奸
如果穆斯林女性遭遇强奸，结局会更悲惨。在伊斯兰国家，无论是专制的沙特，还是民主的马来西亚，穆斯林女性被强奸后，穆斯林群体的第一反应不是女性受到了难以承受的伤害，而是女性“让家族蒙羞”，因此被性侵后的女性，经常会被家人强逼“嫁给”强奸犯。强奸犯只需要表示愿意与受害者结婚，支付一笔钱给受害家庭，然后离婚，一桩强奸案便能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。反过来，如果强奸犯不愿离婚，以后每天都来强奸你，这都是合法的，而且伊斯兰教义规定必须配合。试问一下，假设有人去询问这样处境的女性，你的婚姻怎么样，她能够说什么呢？
在穆斯林女性出门都受限制，人身权利被普遍剥夺的情况下，奢谈戴头巾的自由和美丽，不仅虚伪，而且无耻。那些夸赞女性戴头巾之美者，其实是在赞美宗教的强制性。
结论
穆斯林女性的头巾，是强制性的宗教服饰。穆斯林女性的头巾，显示了她们被压迫的处境。只有全体穆斯林女性都拥有不戴头巾的自由之后，才能够说自己戴头巾是自愿行为。所以：
穆斯林女性的头巾，是被压迫的象征。
没有人的自由，谈戴头巾的自由毫无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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